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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静

2020年10月13日，中国教育新一轮内涵式发展得到了更为有力的方向指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设立了导向清晰的评价指挥棒，遏制“五唯论”等教育功利化趋势，迎来教育治理与教育评价的崭新高度。

《方案》强调教育应治世兴邦、强国富民，倡议高校制定凸显“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突出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主动服务国家需求，引导高校争创世界一流。这一评价标准为高校人才评价、智库建设发展提出了明晰的发力点，高校智库的人才评价、成果学术水平评价、社会贡献力评价又恰能回应《方案》提出的教育评价创新路径之问，破除惯性思维，设立崭新角度，落实“教育评价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的要求”，实现“坚持中国特色，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智库建设作出的重要论述、指示、批示等达50次以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4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还发表了《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2015年）、《智库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2019年）等重要讲话。智库运行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科学决策模式，其核心业务开展、思想产品产出属于“知识政治学”研究的范畴。高校作为知识生产的主力军、高精尖知识资源的汇聚地，以新型智库的形式担当起了“支持政府决策，服务国家需求”这一时代任务，既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升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的新模式，也是完成阵地建设和管理、坚持政治原则、统一思想认识问题这些任务中的工作新领域。

以教育振兴走强国富国之路是中外多国实施的良策。中国关注世界教育发展动态，以时不我待之势奋力拼搏，见贤思齐，发扬特色。近五十年来，近邻韩国教育以发展崛起迅猛、转化效益显著而引人注目。连进军博士在《韩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BK21工程述评》一文中提到，韩国在2000年达到高校毛入学率78%，达到世界排名第八，成为当时第一个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发展中国家。同时期，韩国政府和教育部为了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而实行的一项新的高等教育改革计划——“21世纪智慧韩国工程” (以下简称“BK21工程”)。该工程于1999年正式实施，分三个阶段推行，直至2020年尚在开展。期间每年投入巨大的政策支持与经费支持，以实现五个目标：培养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学、培养高质量的研究开发人员以发展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生院、培养高质量的研究及开发人才以期有重点地建设一批地方优秀大学、改革大学教育体系以期不断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倡和鼓励大学教育机构广泛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以创造公平的竞争机制。

社会实现高度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政、产、学、研、用”的试水与成功过程。韩国尝试了这条道路，通讯产品、医药日化、电器能源等产业逐步领先于亚洲，“BK21工程”的教育成就向社会发展领域转化是重要推动力之一。按当时韩国的统计，学术界可以每年从工业界得到约1000亿韩元的支持，而高校每年为发展地方工业提供约5000名高质量的人才，解决首都与地方研究生院科研能力不均衡问题，促进研究生院的专门化、智库化，促进高校向工业、行业加大人力资源投入数量与质量。与此同时，韩国教育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质量也获得了突飞猛进。2013年8月份的《教书育人》期刊在《韩国高校在全球年轻大学排行榜中领先》一文中提到，泰晤士高教副刊针对全球建校不足 50 年的高校进行排名，排在前五的大学中有两所均来自韩国，排在榜首的是建于1986年韩国浦项市科技大学，第三名是韩国科学技术高级研究院。可以说，人文社科与科技技术的成果转化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也促进教育与科学自身的巨大进步。

《方案》倡议高校改变轻教学、重科研的倾向，对教师教学投入进行更为科学、全面的评价，同时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从而激发教师教书育人、投身于科技强国的动力与活力。中国高教界已从政策调研、方针导向上至少发力10年有余，从推行科教融合的教师评价直至全面注重内涵式发展的教育评价综合改革，遏制单纯追求论文数量高增长的趋势。“BK21工程”在过去10年间也在力克以往教育评估中过于重视论文数量的倾向，大幅度提升教学地位，强调教学与科研的互动，更加注重科研项目实施的实效性，将实践性成果社会实践活动纳入评估指标体系，在地方高校评估中更加注重产学结合等，在实际管理模式上有可借鉴之处。

《方案》以实现我国建设一流高校、成为世界教育强国的宏愿为导向，提出高校在搭建师资评价体系时注重整体设计、多元评价、优化高端人才引与用、团队建设管理，同时给出了更为详细的指导，强调加大对教师教学实践过程的科学分析，考察教师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团队选择的匹配程度，对奖惩性评价和绩效考核结果进行归本溯源，集诊断性评价指标、过程性评价指标、导向性评价为一体。

高校智库人才同时集任课教师、硕博士导师、业界专家多重身份于一身，对智库人才的贡献进行合理评价，是推动智库良性运行的重要因素。此次教育评价热点之一的“代表作制”及“同行评议”评价体系建立，重点是对教师和研究人员按照学科专业、岗位分型（教学为主型、科研为主型、教学科研型、社会服务型、试验技术实践型等）进行科学分类，难点是依据分类后不同群体的特色，列出评价师资水平的阶梯式评价标准，要点是实现“三向同增”，即契合中国社会发展需求及经济提质方向、契合高校自身优势与智库发展方向、契合智库人才可持续发展方向。对于智库人才，或智库型人才而言，除论文、专著、译著、教材外，“代表作”更应包括优质慕课、获奖教案等多元化教学成果，疑难病例治疗、发明创新、专利技术等技术实践成果，文学影视、音乐戏剧、工艺作品等艺术成果，参与制定的法律法规、政府采纳咨政成果、专题性研究报告、被业界转化为社会效益的高质量实施方案等实践类成果。

同行评议制度，考验的是一所高校能否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考察的是高校治学理念与治学能力的真实水平。高校党建难在抓细、抓实，依托“代表作制”、“同行评议制”，能把党建工作落实、落地。这即体现教育评价以实现先进性、国际化为发展方向，更体现教育评价的国家特点，彰显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优秀教师及精品课程评比、优秀科研成果奖项评选、高水平项目评审中，认真贯彻同行评议制度，保障国内外、校内外专家的学科契合度、水平真实性，设计好评审环节、评审打分要素，做好保密及程序执行的科学严谨，才能保障同行评议结果的公平公正，以利于实现代表作成果真实反映师资水平。

高校智库展开研究与决策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意志的诉求与要求，高校智库应注重顶层设计，形成以国家发展为目标，以“决策成果用户评价”与“决策成果对学科的回馈作用”为双向评价导向的评价体系抓手，以“系统论”贯彻高校智库的定位、建设目标规划，在“筹智”阶段（智库领导者招聘、建设者选拔、分层分类组建研究团队）建立对策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保障体系，找到中国风格、形成所属高校特色，最终实现“创智”（形成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成果、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言、转化为发挥育人功能的教育资源），发挥好舆论引导与公共交往作用，实现“战略研究、人才培训、政策建言、舆论导向、公共交往”五个功能定位，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中国高校智库在借鉴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应保持中国气派，坚持学术自信，形成中国范式。美国智库的“旋转门”制度有力搭建了国家治理的实践领域与研究领域之间的桥梁，有可取之处。而中国对“治学”与“入仕”密切关联的研究与社会实践，早在春秋时期即已开始，绵延数千年。

稷下学宫作为我国战国时期的人才培养及国家学术研究机构，也扮演着类似现代智库的角色，并拥有聚才、启智、咨政、强国等功能，不仅在学术上促进了学术争鸣，也以其特有的决策询议机制促成了田齐政权的一度强盛，“览（揽）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稷下学宫以询议、讲学、著书、育人为一体的发展模式，利于当今高校新型智库健全人才旋转门制度、畅通智库建言渠道、培育智库思想市场、创新智库管理模式等角度与方向汲取宝贵的建设经验。

较为领先的中国高校智库纷纷进入成熟期，已开始设置“智库育人奖”及类似奖励，或明确相应激励导向。把培养研究梯队、培育多层次多任务的研究团队作为重要任务，同时也要从高质量思想产品的研究过程、研究方法、新出结论中加工成可以培养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素材，完善教案体系、撰写促进学科进步的教材等，这是高校智库对一个阶段的思想产品进行充分利用、回馈人才培养这一高校首要功能任务的体现，实现高校内 “教、科、研”三部门、三个体系的深入融合，惠及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为社会输出高质量智库型人才。

教育强国，人才兴邦。《方案》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中国高校界将继续为智库拓宽道路、减负提速、搭建桥梁，积极促进智库和智库人才持续树立积极正向的公众形象，具有良好的媒体公关能力，在充满挑战的不确定环境中不断做出确定性决策，为推进国家建设做出强有力的支持与贡献。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师发展中心副研究员